本文摘自《走近伟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秘书的难忘回忆》，王鹤滨著，长征出版社，2011年6月第2版

　　记得有人讲过：艺术家是用形象来表现自己的思想，而政论家则借助逻辑的推论，来证明自己的思想，毛泽东则是将这两种方法兼用的。

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成就，是他奉献给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之一，他的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世人皆知。他那哲学思想极具特点的思维方式更多地贯穿于他大量的著作中，以及人际间的交流之中。所以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会体会到他严密的逻辑思维方式及和语言的含蓄与多层次的含义。从笔者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接触，也常会遇到他那深奥的思维活动，他不是语言上的深奥，而是含义上的深奥。在他的语言中你会遇到双重的、或含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让你去思考，去琢磨，去咀嚼，去品味，有的则是永远不会确切地体会出来。

　　接触过毛泽东的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会佩服他的洞察力、辩才和难以捕捉的他所表述的语言内涵。

　　在英国著名女作家韩素音的眼睛里，毛泽东是一位完美的人。在她的记述文章中，充满了对毛泽东的赞美之词，她认为：“到了1935年，毛的生活和中国革命已经交融在一起了，无法分开了。毛已经和他的事业结成一体，他的思想和行动就是革命，如果要把毛和革命分割开来，就会使历史失去原有的雄伟壮观。革命就是他的骨肉、心血，就是他生活的意志、力量和前提。”因此韩素音认为：“革命造就了毛，毛也造就了革命。毛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是中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象征。”说得多好，多深刻。

　　韩素音用了毛泽东的辩证法和矛盾论作为分析毛泽东的方式。她认为：“他是一个擅长辩论的辩证法家。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战术，他很少正面攻击对方，而且是这里打一拳，那里打一拳，从侧翼包围对方的特点，逐个打垮对方的论证，直至把对手完全包围起来，最后再来一句俏皮话，或者在逻辑上指出一个致命的破绽，对方就倒了。”

　　韩素音并认为：“毛的幽默来自辩证法，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一眼看到事物的对立面，正是这一点成了他的语言特色，也是他所制定的政策的特色。他的幽默有时真是锋芒逼人，他虽极不喜欢杀人，可如嘲讽起人来，都是入骨三分。”

　　韩素音认为毛泽东：“他是各种矛盾的统一体：他既是一个通晓古今的学者，又像农民一样平易近人；他十分幽默风趣，可又非常严肃认真；既坦率，又精明；既老实朴素，又决不会上当受骗；既单纯，又复杂；既细致周到，明察秋毫，又衣着随便，不修边幅。”

　　在政治方面的评论，韩素音认为毛泽东：“他还是兼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特性，难能可贵地将政治上的多谋善断和土生土长的常识结合在一起。”

在文学艺术方面她提到：“他有很丰富的成语和典故，能在灵感闪现时立即写出古体诗词。”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所感触到的，毛泽东性格爽朗，语言直来直去，随情感任意挥洒，喜怒哀乐任其自然。但在阅读一些重要人物的回忆文章中，又把毛泽东看成是“城府极深”的人物，如在外交场合中，毛泽东说出的话，虽然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仍不解其中的奥妙，探寻不到毛泽东的意图何在。我想这个特点，也表现在他对敌作战上。敌人，甚至他的重要部下，也摸不清他的意图，只有等到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恍然大悟……以下我们引证两份材料，来说明。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艾尔费雷德·基辛格的回忆：“……接见并无任何仪式，房间内的陈设就和房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毛泽东就站在那里边，周围都是书……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

　　“毛泽东有时也会无情地揭露一个问题的核心。在我后来的一次访中，我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第二天，毛泽东在见我时提到了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他对细节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驳了我的废话，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

　　基辛格进一步探寻毛泽东思考或对待问题的脉络。“后来，我慢慢地捉摸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几层意思，就像紫禁城内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较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而他那个意思只有在长期的思考以后才能总体把它抓住。尼克松回忆录记载毛泽东的恢谐谈吐之中夹带有一些暗示和主题，犹如瓦格纳歌剧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意义。”

　　“在那些戏谑、玩笑和轻松的俏皮话之间，我们必须小心留神；因为毛泽东是用一种故意显得很随便的方式发表他的主要意见的，为的是使尼克松此行如果失败的话，也不致于有失面子……”从基辛格的评述中，他看到了毛泽东的意图，为尼克松预备了另一个出路。

　　“……他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当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又回避了义务。毛泽东省略的语句像墙上的人影，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却没有现实的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种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惟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很称赞基辛格的才智，是周恩来和基辛格在谈判中，共同努力解决了出现的各种难题，使中美正式建交。

　　通过基辛格回忆中的分析，他形象地用故宫层层的院中院，比喻毛泽东谈话内容的多层性，须加细心地剖析，同时他用形象的语言，把毛泽东言简意赅的话此作人的影子；是人体的反应，又不具备人体的内容……须仔细地探索，感到深不可测，最终感到只知道了内容的一角，没办法了解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全貌。

　　师哲的回忆，可以具体看到在外交场合中，毛泽东谈判的特点，这里可以印证基辛格评述毛泽东外交场上谈判的艺术。

　　1949年10月6日毛泽东出发去苏联。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七十寿辰。

　　12月16日火车正点抵达莫斯科。

　　师哲回忆：

　　“然后开始了会谈。一边是苏联人，坐了一长串，一边是毛主席和我……斯大林问：‘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毛主席是这样表达他的意思的：‘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应该搞出个什么东西的，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如果我直接译出，苏联同志肯定不会明白，所以我在翻译时作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说内容有味，实实在在。’然而苏联同志仍然不能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斯大林沉着冷静，仍婉转地继续询问。毛主席说他打算邀周恩来来莫斯科一趟，斯大林还是不明白毛主席的意思，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个什么事情，请周恩来来干什么？’毛主席没有再回答。”

　　“斯大林的愿望是：不管中苏签订什么条约或协定，都应由他代表二亿人民的苏联和毛泽东代表五亿人民的中国来签署。至于签定什么样的条约和协定，斯大林不愿意先提出，以避‘强加于人’之嫌，因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错误，所以表现得尤其谨慎小心……尽管斯大林一再询问，他却不做更明确的回答。”

　　作为旁观者来看，师哲甚至到写了回忆录出版时，尚未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和态度。

　　师哲接着回忆：“斯大林为了摸清毛主席的想法和愿望，这次会谈后，在休息的当中，又两次打电话给毛主席，仍是问他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要求，毛泽东总不说。”

　　笔者想毛泽东不作明确的回答，是因为他的想法和游戏规则与斯大林的想法和作法不同，而不愿意公开这种矛盾，这样给他和斯大林都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师哲继续回忆道：“斯大林直接给毛主席打电话共三次……还是问毛主席的打算和愿望。此时，条约虽在拟定，但斯大林对谁来签约，仍不知毛主席的想法，所以又来一次试探。毛主席回答是：‘我没有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是在克里姆林宫吗！？’我把原话译给了斯大林。”这是斯大林在第六次打电话来时，毛泽东作了明确地回答，他把会谈和签约的事都交给了周恩来。当然毛泽东的具体意见和要求也都在周恩来那里。

　　师哲在回忆文字中，对斯大林的考虑和主动描述得很清楚，使读者感到斯大林热情可亲，对其行为很理解，但师哲对毛泽东为何回避斯大林要求他提出意见和要求无法理解。从文字中推测师哲也没有问过毛泽东为什么不作过早的回答。直到斯大林最后一次电话征求意见时，毛泽东才托出自己的意见，这意见具体的内容却都在周恩来那里。这种巧妙的迂迴，可能斯大林没有理解，作为高级官员兼翻译的师哲也可能没有理解，因为在他的回忆文字中没有反映。

　　“签字仪式于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代表苏联，周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签字。”结果，事件的进行是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进行的，也按他的设想结束的。

　　“1950年3月4日晚毛主席一行回到北京。”

　　引述了师哲的回忆录之后，对比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多层次的思维方式的分析，正好师哲的回忆材料对基辛格判断的结论，作了具体事例的补充。

　　这样，毛泽东的几句：“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应该搞出个什么东西的，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印证了基辛格对毛泽东思维方式的三个分析：一是毛泽东所陈述的语言中，其含义是多层次的，像是故宫那样院中套院的深奥；二是毛泽东给出的命题，像是事物的影子，是真实事物的反映，而没有事物的实在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这样使苏联“一串”的谈判领导，找不到头绪；三是基辛格所述：“他偶尔揭开掩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引师哲的话：“然而苏联同志仍然不能理解那是何物，全都是目瞪口呆……”

　　毛泽东邀周恩来来莫斯科非常重要，试想苏联一方“一串”领导人，中国一方只有一个毛泽东和一个翻译，这样如何进行谈判。

　　看来，中苏签约时，毛泽东不愿意与斯大林直接面对面的谈判，可能是因为，条约中的每条文字都会牵扯到双方国家的具体利益，如果各执己见，又是在两个国家元首之间，就没有迴旋余地了。不能不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所虑要高出斯大林一筹，毛泽东给双方都留下了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