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飞机上俯瞰，太行山沟沟壑壑，像一幅色调朴素的版画。浅灰色的山峦和它深色的阴影构成的拱起沟回，大约有成百上千之多，它们静静地镶嵌在寒冷的冬季里。我想象其中某一个点或许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据说，这万山之中的平顺县西沟村，曾是新中国成立后很久，在地图上唯一被标识出来的行政村。想不到的是，后来我们驱车进山，竟发现成片的大山被植物覆盖，只不过由于季节的缘故，那些已经成材的树木暂时收敛起了绿油油的光彩。

　　1月6日，在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的村口，申纪兰紧紧抓着我的手，我们就此握别。“你们还要再来呀！”她轻声说，眼睛里充满了热情和留恋。眼前这位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是国家唯一的一位参加过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到十一届五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由于从不间断的劳动，她的身体依然壮实，双手温暖有力。我们几乎相处了一整天，从一届一次会议一直聊到十一届五次会议，这60年的光景，也恰是国家从百废待兴、白手起家，经过“文革”到改革开放，再到今天的繁荣发展。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给了纪兰很多荣誉，她也遭遇过不少磨难，幸福过，也茫然过、纠结过。在她的记忆深处至今仍藏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

　　在西沟村清冷的山道上，一缕斜阳挂在她身后的群山上。我才发现，和裹了厚厚羽绒服的我相比，她只在藏蓝色外套里穿了件毛衣，领口处缀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有机玻璃扣。我认出了套在外面的这件西服，是每年参加人代会时她必穿的 “工作服”,显然她很看重这次采访，另一个绝好印证，是采访中我问在国家和人民给予的那么多荣誉中，您最看重哪个，她脱口说出的就是人大代表。

　　回忆不亚于一次经历，对这位见证了共和国建立、成长，见证了全国人大制度建立、逐步完善，并与之跌宕起伏的命运丝丝相联的老人，这次采访，会不会也是一次人生重要时刻的重温呢。

　　每次的全国人代会除了常规内容外，大多还有一个主题，我们就从这里入手。

　　第一次出席全国人代会

　　“一定要把毛主席选上，要把圈画得圆圆的。”

　　1954年9月，纪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要去北京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一个农家女能去北京见毛主席，还可以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那是件多么让人激动的事呀。质朴的西沟村民一再嘱托纪兰，“一定要选出毛主席，说甚也要把毛主席选到国家主席上去。”

　　纪兰他们骑毛驴沿崎岖山路走出长治进到省里，4天后到了北京。山西代表团有26人，除了她还有3名妇女，一个是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还有一个是郭兰英，去年参加妇女大会时她们就认识了。另外一个叫李辉，是临汾地区的一位领导干部。纪兰注意到这个妇女干部“穿的衣服很好看。”

　　这次大会有两项重要任务：第一个是制定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个是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纪兰说：“选举的时候，我满脑子里全是毛主席，选票上我给毛主席画了一个圆圆的圈。排队到投票箱前，我双手把票投了进去。我投了自己心里最想投的一票，我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会议期间，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代表中的全国劳模。毛主席一个挨一个跟他们握手，微笑着说：“你们都是共和国的英雄啊！”

　　“和毛主席握手时我们都哭了，我想问声好，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对纪兰来说，这是一次至高无上的荣誉和骄傲，是留在心底一辈子的最温暖的财富。多少年后，说起这次握手，纪兰仍激动不已：“要说苦，我真苦过，可一想到那次握手，还有什么想不通？还有什么苦不能克服？”

　　当时，纪兰并不知道人代会的民主深意。她最初的愿望，只是见见毛主席，其他就不想了。来到北京后，她知道了手中有投票权的就是人大代表。选毛主席是她迈出的从政第一步，在她的潜意识里，民主的思想此刻已经萌发，这就是一定要完成乡亲们的嘱托，要忠实地表达他们的诉求。

　　纪兰至今对共产党感恩不尽。她常说：“没想到（旧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逃荒要饭，没想到（新中国）十三亿人解决了温饱问题，过上了好日子，以后再不会有没头没尾的穷苦日子了，共产党多伟大！”就是这么简单、直接、朴素的感情，让她决定了今后一生的忠诚与追随。

　　“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牺牲了多少人，才把这个国家交到人民手里，让我们这些普通的农家女儿有说话的权利，有做主的机会。我就是共产党解放的，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我永远忘不了共产党。”

　　“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把西沟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就是我一生的信念。”

　1954年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老年人说，这下中国有了法了。”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山西代表团住在北京东四一个小旅馆里。那会儿没有代表证，开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入就靠一张简易的出入证。

　　“到了北京才发现路真宽，一会儿跑过去一辆车，一会儿又跑过去一辆车，有的顶着大气包，有的拖着大辫子，还有像火车一样在轨道上跑的，一路叮当咣啷地响个不停。”纪兰笑着说。2003年，她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有个人来找她。当时她不认识眼前这个人。对方说，一届人代会时，我是给山西代表团开车的司机，那时候就认识你，忘了？东四旅馆。

　　纪兰说：“说起东四旅馆的事，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心里倒有些温暖的，我跟着国家开了半辈子的会啦！”

　　1954年9月15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让纪兰至今印象深刻，特别是毛主席宣布大会开幕的那个时刻。

　　“他一走出来，全体代表都站起来鼓掌，毛主席说：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毛主席最后越说声音越大，用了一连串的“我们”：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

　　“毛主席讲完，全体代表起立长时间鼓掌，很多人激动得流泪，我也哭了。”

　　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讨论宪法草案，我记得很清楚。里面对农民、工人，特别是对我们妇女半边天的平等待遇都有规定。我们都说这真是讨论国家大事呀。老年人说，这下中国有了法了。当时国家领导想得可周到了，他们知道我们农民没文化，看不懂文件，作了报告以后，还专门组织农民和工人进行辅导。”

　　这次会议太受教育了——纪兰说，“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只是走了一步”，“建设一个强国还需要全党全民的努力”，“每个共产党员都有手握推动国家发展的力量”，“要珍惜历史给我们的巨大机遇”⋯⋯我记下了很多话要回去说给乡亲们。

　　毛主席让我们讲实话

　　“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1959年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时大会堂刚刚建成。虽然之前纪兰参加过建设大会堂的劳动，她很想好好欣赏一下大会堂的气势恢弘，但参会时她却心情沉重。

　　这是因为1958年西沟村亩产480斤，是拼了命生产出来的，但和别的公社报出的数字一比，还是落后太多。“西沟甚时也没有落后过呀！”这件事让纪兰抬不起头来。“开会的这几天，我们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仿佛看出了大家的心理，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号召代表们讲真话，讲实话。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主席的话让我们大家一下开朗了，讨论生产增收时情绪又高涨起来。”

　　管大事的人大代表

　　“周总理的报告，我告诉你，那真是有水平！”

　　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有件事给纪兰印象深刻，那是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审议期间，代表们还在前门饭店参观了介绍西藏情况的展览，在农奴社会里，奴隶们生活悲惨，根本没有生命权，没有人身自由和尊严。

　纪兰说，“这个达赖喇嘛顶不好了，我们都投过他的票，希望他好好改变西藏，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可是他后来成了叛徒，逃到了国外，现在还煽动西藏独立。”

　　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时，中印边界出了问题，当时会议的一项内容，是审议我国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

　　“中印边界问题是周总理作的报告。”纪兰回忆道，“周总理的报告，我告诉你，那真是有水平！话都讲到国际水平上了，他说我们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但土地一寸都不能让！一听到这个报告我们就提高了认识，大家非常拥护，当时代表们的爱国热情都被激发出来了。我们当代表还管大事，不是管小事的，国际问题我们都要关心到。”

　　2003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反分裂国家法获得通过。这次照样给纪兰留下深刻印象。她说：“我们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台湾是我们的领土，中国的领土谁也不能分割。那次法律是近乎全票通过的，全场长时间鼓掌。”

　　提出四个现代化

　　“我在台下听得激动万分，手掌都鼓肿了。”

　　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我认为它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代表们在审议时都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中国就和现在不一样了。我有这个印象。”

　　“1975年1月，农历刚进腊月，”纪兰回忆道，“我们就去北京参加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坐在台下，我瞧见周总理比起十几年前我在他家做客时瘦了很多，说话也不像以前那样有力气。会下我才知道，他刚生过病，住过医院。总理往主席台走时，我们都站了起来。他讲话时，很多人都在底下掉泪。”

　　周总理在这次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代表们激动地站起，掌声雷动。

　　1976年初，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传到西沟，“当时我和乡亲们站在大街上不动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就是流泪。他是把自己累死了呀！” 纪兰拿着在总理家做客时的照片反复瞧。她记得总理对她说：“应该多植树，树多了可以保持水土，也能改良气候，你们那里也就富了。”

　“周总理让我多植树，西沟这些年植了不少树，但离总理绿化荒山致富的要求还很远，我要用我毕生的力气在西沟植树，把西沟的山变成绿的，让西沟的人都富起来。”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植树，护树，绿化山区，就是我的命，我任谁也不会丢。”

　　太行山沟壑纵横、土地贫瘠，平顺县是国家贫困县。

　　纪兰记得，邓小平同志曾提议成立植树节。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确定了每年3月12日为植树节。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当时纪兰还在前门一带参加了植树活动。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率先垂范，每年带头履行植树义务。

　　为鼓励纪兰致富，“邓小平同志拉过我的手，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开始我们西沟村特别穷，‘金木水火土’甚都没有。现在绿化荒山五十年，石头山上都长起了树，有两万多亩。开始种上后就失败，我们就再接着种，很不容易呀。如今荒山已变成了‘绿色银行’。”

　　有人对纪兰说：“大姐，西沟是老先进，你们在穷山区艰苦奋斗，在中国最难的时候给全国人民带了头。”

　　由于纪兰业绩突出，上级调她进省，给她安排职务及相应待遇。纪兰说：“我向周总理保证过，要把西沟的荒山都绿化了。离开西沟，我还怎绿化荒山？这里已有这么多干部，我不想再因添人给国家增加负担。”

　　有人问她：“是不是你觉得西沟离不开你？”

　　“不！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自己离不开西沟。”

　　纪兰带领村民坚持不懈地进行植树造林和小流域治理工作。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两万亩荒山黄坡变成了绿色家园，生态环境大为改观，西沟走上了可持续发展道路。“我的构想是，远抓林、近抓农、修好路、吃饱肚，村办企业迈大步。”

　　1993年，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朱镕基副总理参加山西代表团审议时，听了纪兰在西沟几十年坚持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情况，深受触动。1994年，他来到西沟视察，登上西沟的最高峰尖山踝，并亲手在东峪沟岭上栽了一棵柏树。

　不当西沟村的挡路人

　　“我为1982年这个弯掉过很多眼泪。”“我心里一直有个底线，那就是听党的话没有错。”

　　1982年1月，中央下发1号文件，肯定包产（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想起那些年的事，至今纪兰还是不太好受：“西沟这么多年，从组织互助组、合作社，一步步成为全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没有集体的力量，西沟能有这走得下拖拉机的路？西沟能有这满山的树？西沟能打起这样多大坝？能治住山上的水，造出这么多地吗？”

　　“西沟由一个逃荒人聚集的地方基本实现山绿了、果红了、吃饱了、穿暖了，可为甚还要分田到户呢？”

　　这年入冬，平顺县在西沟召开全县干部大会，介绍经验，推动家庭联产。1983年，分田分地分牲口，分包果树。几个月后，除两万亩山林外，西沟的集体就差不多只剩下几间房屋和几枚图章了。

　　“党号召咱农村改革，那就一定是农村的情况需要改。我一时想不通，不理解，难接受，是一回事；但要听党的话，相信改革是对的，必要的，是另一回事。这个弯一定要转，一下转不过来，我就慢慢转；一天转不过来，我就天天转；反正不能误了生产，不能误了劳动。”

　　“我为1982年这个弯掉过很多眼泪。”“自己不理解，那是自己水平觉悟低。”“党不会错。”纪兰是从解放前走过来的人，被共产党解放的她发自内心地认为党做的事都是对的，党做事不容易。

　　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召开的第一次人代会，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一次人代会，对国家发展意义重大。1993年3月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改革开放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写进了宪法，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次会议也是意义深远。

　　凭借多年参政的敏锐，纪兰说：“每参加一届人代会，我就深信全国要来一次大变化。”

　　参加六届人代会时，纪兰发现当年一起当代表的劳模没有几个了。这次会议完全是新的气象，让她很受启发，她深有感触地说：在互助组、合作社时期，西沟村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那是“领着走”，后来学大寨是“跟着走”，现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摸着走”。我不想落在全国后面，我要回西沟好好劳动，带大家走致富的经济路子。

　　“我自己也要学习，要不我这个西沟的当家人就成了西沟的挡路人。”

　江泽民当选国家主席

　　“我知道她，她是凤毛麟角，她能坚持到现在不容易。”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1993年3月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为国家主席。当时“我正在发言呢，谈的是党建问题，我讲到农村党员如何带头发挥作用时，江泽民同志来到了团里。省里领导向他介绍我，他说：我知道她，她是凤毛麟角，她能坚持到现在不容易。”

　　这次大会报告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达到784元，这让纪兰感到责任紧迫。江泽民同志问到西沟情况时，她说：“老区还很穷，要多栽树，多修路，发展山区特色经济和乡镇企业，才能致富。”江泽民鼓励她好好带领老区人民走致富的路，之后他们还合了影。

　　“我记得这次会议分组审议时，我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议：有了法，更要有人监督才行，现在法是不少了，关键是执法要严。”

　　山沟里办起了现代化企业

　　“再难我也要往前赶。”

　　1988年3月，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纪兰发现，70%都是新当选的代表，而她已经第七次当选了。七次会开到现在，她也快六十了。

　　“我能一直跟上党的形势走，不是一件容易事呀。当年只顾学大寨了，连个企业也没弄上，一开放就和史来贺、禹作敏他们拉开了差距。我去刘庄瞧，去大丘庄瞧，他们真把农村生活搞富了，住上了楼房，电灯、电话、自来水，甚都有了。我这个老代表，老劳模，咱不承认落后不行呀。西沟落后了，怎？不干了？不干就更落后了，西沟就更穷了。干还恐怕撵不上人家哩，再难我也要往前赶。”

　　“那样的穷乡僻壤，恐怕很难赶吧？”

　　纪兰说：“党从旧社会就开始培养我，新社会我当了人大代表，代表的就是农民，为农民办事就是我的本分，再难还有当年办社那会儿难？”

　　西沟村在1985年建起铁合金厂，到1988年把建厂钱全部收回，开始有了利润，也给西沟人增了收。从1987年开始运营那天就给国家上了税。

　代表结构发生了变化

　　“现在九届人大，老人怎就剩我一个人了？”

　　1998年3月，纪兰参加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这时候她成了全国唯一一名从第一届当到第九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一开完会，记者们就围过来，问她一届人与九届人大有什么变化？

　　她说：“代表的结构不一样了，文化程度也特别高了。以前的代表，像我，是小学生，连个初中生都不是。现在，大学生、研究生都有了。人大代表的素质提高了，能代表我们社会的发展，能代表国家的进步。”

　　这次会后，薄一波同志专门请纪兰到他家吃了一顿饭。在吃饭的时候，纪兰说：“薄老，现在九届人大，老人怎就剩我一个人了？国家这几十年变化太大了，我吃足了劲，跟都跟不上了。”

　　薄老说：“纪兰，风风雨雨几十年，你走过来，不容易呀，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三农”问题

　　“一句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能侵占耕地。”

　　1956年6月，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纪兰曾带头在西沟村搞起的男女同工同酬，被首次纳入了这份法律性文件。1960年3月，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讨论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时，纪兰发言道：“把农业搞好，是国民经济的一个主要部分。无粮就乱、无粮就慌，没了粮就没了主张了。所以这个纲要我完全拥护。”纪兰说，纲要最后是高票通过的。

　　“农村的发展问题、投资问题、水利建设都包括在农业上，特别是扩大耕地。那会儿都提到源头上了，就是提到发展问题上。在农村种植，要提高技术，那会儿就提到了农业技术等问题。我都记得呢。”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前，纪兰再次准备了反映“三农”问题的议案。围绕农村越来越多的土地纠纷，她还领衔提交了保护耕地的议案。她说：“中国人这样多，土地可是命根子。没有地种庄稼，大家吃甚？我们那时候开出点儿地来多不容易。现在说占就占了。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保护土地，就知道占地盖房：农民占地，干部占地，国家也占地。我提交议案后，政府的部门还给了我答复。”

　　在一份保护耕地的议案中她写道：建设新农村不能光占地，一味盖新房，太浪费。一句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能侵占耕地。

　　提交议案和建议，让纪兰更深地体会到，“人大代表，是一条反映问题的渠道。”

　　废止农业税

　　“减轻了农民负担，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有多少这种地方？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

　　2005年12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以“162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收从此宣告结束，9亿农民将永远告别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

　　纪兰谈到感想时说：“减轻了农民负担，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有多少这种地方？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免了税，减轻了负担，现在农民还吃上了低保。我们农村有养老保险了，家庭特别困难的还另有补贴，还是国家富强了，社会进步了。我觉得共产党最伟大。爷爷奶奶对孙子好，没有钱也拉倒。我说共产党最好。我提了多少意见要减轻农民负担，现在实现了，我就是觉得高兴。”

　　“给农民免农业税，国家要是不富强哪能免了税，国家要是不富强哪能拿养老保险，让我们的农民老有所养，小有所管呢。”

　　全国人大的变化

　　“从一届到九届，老劳模里就剩我一个人了，这是国家进步了。”

　　2000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由于纪兰频频被媒体关注，她开始总结五十年来人大制度的变化。

　她说：“胡锦涛总书记问过我，你说人大是哪一届最好？我说一届比一届好，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我自己参加了50来年的人代会，感到人民确实当家作了主，真正得到了实惠。”

　　“代表呢，有什么变化？”

　　“代表的素质越来越高，人大代表的面也越来越广了。国家大事大家管，人民的事情代表办。当代表就要代表人民利益，代表人民说话，我是体验很深了。现在开人代会虽然会期不断缩短，但民主气氛越来越浓，需要审议的事情越来越多，代表们越来越能畅所欲言。每开一次大会，对我都是一次学习，一次提高。”

　　“以前是举手表决，现在是按键，电子计票，先进多了。”

　　“现在习近平同志当上了总书记，他就到最穷的地方去视察，坐在农民家的炕上了解情况，关心农民这一点没有变。”

　　“我觉得国家这几年，卫星绕月亮，火车进西藏，农业免了税，人民喜洋洋。你说是不是？美国富强，他的科技发展了，却用来打仗，我们中国科技发展了，那是为人民服务的。”

　　通了路才能迈大步

　　“一个农民代表应看得更高，能够看到这个国家农民的处境，绝不能把自己局限于为一个村子做事。”

　　2001年，由于对山区群众出行问题感到揪心，纪兰提交建议，希望政府关注山区交通建设。交通部负责同志立即率人到太行山区调查部署修路。现在山区已村村通公路、通班车。

　　2010年人代会，纪兰又提交了修路的建议，现在“都解决了，道路开到了农民家门口，多好”。

　　“一个农民代表应看得更高，能够从真正意义上看到这个国家农民的处境，绝不能把自己限于为一个村子做事。”关于公路、高速公路、村村通问题的建议，纪兰多次带上人代会。她说：“我觉得通了路才能迈大步，这是农村最大的一件事。否则走不出去，哪也进不来，怎么能富？”目前，长治至平顺县、平顺县到河南安阳、长治到安阳的高速路都已经或即将通车。“高速比平常路要好，以前四五个小时的路，现在一个小时就到了，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纪兰说。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经济要上个新台阶，我们就要九牛旁拖，各个出力。”

　　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之前，纪兰跑了50多户人家，7个村。她说：“这次会议上，要说的话很多，都是与农村、农民有直接关系的”，“新农村建设要注意节约耕地的事要说，经济发展越快越要关心贫困户的事要说，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要说……”她一口气列了一长串事。

　　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核心内容，是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纪兰说：“这对我压力很大，带领群众奔小康，前途很光明，路也没那么好走。对我来说，要盖好房还可以，经济要上个新台阶，我们就要九牛旁拖，各个出力，不断给群众增加收入，这是一件大事。这些年西沟一直在做，可是成绩不好，我还是歇不下。”

　　人代会期间回应记者提问

　　“做一个真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代表。”

　　2008年3 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有记者问纪兰：劳模和代表，这两个身份所肩负的责任有什么不同。

　　纪兰说：“我当了五十年的劳模，主要是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建设山区。人大代表和劳模可不一样，他应该广泛地代表群众利益，让人民当家作主。当这么多年代表，我就是代表农民说话。每次开人代会时，我都注意将农民的真实想法反映上去，应该说有作用。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将农民放在重要的位置。历任党中央领导人，也都注意听取农民代表的意见。因为我是老代表了，像江泽民、胡锦涛总书记参加会议时都特地过来，问一问我们有甚意见和看法。我们也注意将农民的意见提交上去。”

　　她举了例子：“上世纪九十年代时，有一条政策，就是二十五坡度以上全部退耕还林。我们西沟大多数土地都在这以上。怎退，退了农民吃甚？前几年全国人大会议小组审议时，我就提出这一点，说了自己的看法。胡锦涛总书记说，作为山区来讲既要因地制宜，也要保证粮食自给，这一点很重要。后来中央下达的文件就强调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了。党中央是非常重视我们农民代表意见的。”

　　有记者问纪兰，当这么多年代表有什么成功的地方？她说：“对我个人来说，没有甚成功和失败。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天起，我的人生追求就同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连在了一起。现在这些说法可能在有些人中不时兴了，可我一直是这样想的，也一直真的是这样做的。党给了我一切，西沟土地给了我一切。我只不过是认真按照党的要求，做一个真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代表罢了。”

　还有的记者问她，人代会上是不是一律只投赞成票。她说：“拥护的我就投，不是不投反对票。不合理的我就不投，部分合理的我就部分投，这是代表的原则问题。”

　　在采访中，纪兰对我说：“我告诉你，全投赞成票也不是事实，我自己知道哪个该投，哪个不该投。不该做的我绝对不做。合理的就投，不合理的就不投，就这一句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就行了，不该做的我绝对不做。”

　　本色纪兰

　　“我就在我的范围里发发光。”

　　1950年，纪兰联络十多个姐妹加入互助组，后来与李顺达携手创办了生产合作社。在她的带领下，西沟村以“中国最早实现同工同酬”被记入史册，1956年，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里，第一次写入了男女同工同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纪兰带头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54年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至今。可以说，纪兰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当家作主”的历史，她性格里透出的忠诚、执着以及替农民说话的民主愿望和主张，是她政治上“不老”的关键所在。

　　当代表60年，纪兰选择了固守清贫，保持朴素本色，她以劳动为本，以劳动为荣，一以贯之的艰苦、朴素、做实事，成为一种纪兰精神，感动和激励了很多人，每一次换届选举时，人们都义无反顾地投她一票。

　　调到省里工作后，纪兰曾向省委提出六个要求：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拿工资、不要住房、不调工作关系、不脱离农村。后来，在她再三要求下，还是辞去了正厅级职务。回到西沟村继续参加劳动。这使纪兰有了归根的感觉。她说：“我的根在西沟村、在农民中，就应该在这里生根发芽。”

　　很多记者问她：当初为什么坚持这“六不”？

　　纪兰称自己是“很微小的一个农民”，她说: “我想呢，中国农民有八亿，我在农民里当一个农民代表，反映农民的问题，这样做是理所应当的。我要当了干部，把户口转到城里，我也就不是农民了，有些农民的问题我也就不了解了。”

　　“西沟是我受党培养的地方，我是从西沟走到北京，出了国，和毛主席握了手。现在让我离开西沟，我这个劳模还算是劳模吗？”

就这样，纪兰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为农民说话。

　　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固定了一届五次、每年一次的开会时间。此时当代表再也不是举举手、画画圈那么简单了，必须要真正履行起代表的职责，不但要带上来老百姓的声音，还要自己撰写批评意见和建议。那时50岁的纪兰没念过书，只上过扫盲班。她开始强化学习，听新闻，读报纸，坚持每天看《新闻联播》，她曾一字一句抄写下党的十七大报告。

　　纪兰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表达诉求的农民，她无一例外耐心接待，认真倾听，但从不“越雷池一步”，坚持按法律、程序行事。她会收下那些材料，但绝不同意以任何方式签名。“我不是法官，不能随便判断。”

　　对于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官员腐败，她说：“党还是好党，但因为治党不严，那些风气不好的人混了进来，办了坏事、给老百姓造成了冤案。”她说：“作为一个党员，最重要的是先要管好自己。”纪兰从未在村集体报销过一次车票、领过一次出差补助，反而把国家每月给她的生活补贴“赔”进不少。她说：“金钱就像水一样，缺了它会渴死，贪图它会淹死。”

　　近期媒体频频曝出腐败分子落马的消息，党中央及时出台了防腐八条。一些人觉得现在干部难当了。纪兰说：“人民群众是最拥护反腐败的，这次中央表现非常好！”她说：“一个人私心少一点，心里时刻装着百姓，想到群众的利益、群众的疾苦、群众的需要，这个干部就很好当了。”

　　“你要有私心就不要当干部，当干部就不能有私心，私心重了就不是好干部。”

　　在从政理念上，纪兰与腐败官员可谓是云泥之别。她的思想和行动是所有为官者反观自省的镜子。

　　“我们不脱离群众，群众就不脱离我们，就会把我们当作亲人真心实意疼我们，拥护我们。”

　　说起当代表之初，纪兰承认，那时只提自己身边看得到的问题，后来逐渐关心起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最近几年，她关注的问题除了土地问题，农村交通，伤农、假冒伪劣坑农等，还有司法公正和惩治腐败。她提交的议案建议还包括如何重视老区的发展、粮食深加工、土地节约等等。“作为一名农民代表，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我要为农民代言，我要了解他们的要求愿望，反映他们的苦难和心声。”

　　不脱离农村、不脱离农民，一辈子为农民着想、替农民说话。靠着这些，申纪兰一路走到今天，走到了国家最高政治舞台上，一站就是60载。

　　《中国人大》杂志记者 徐燕

　申纪兰

　　小传

　　1929年12月生，山西省平顺县西沟乡西沟村人，中共党员，现任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西沟金星经济合作社社长。

　　1951年9月，任西沟村农业初级生产合作社副社长。建社初期，积极发动和带领全村妇女参加劳动，争取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成为在全国率先举起男女同工同酬大旗的第一人。

　　1952年，当选为山西省农业劳动模范。

　　1952年4月，当选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并当选全国妇联执委。同年又被选为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并出席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

　　195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9月至今，第一届至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1年，担任中共平顺县委副书记、晋东南地区妇联委员。

　　1973年，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

　　1978年——197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83年，担任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9年12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92年3月，被中共长治市委授予“太行英雄”称号。

　　1995年5月，再次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96年，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山西省精神文明先进标兵”。

　　2000年，被授予全国保护母亲河奖。

　　2001年7月，被中组部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2007年2月，荣获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2007年9月，荣获全国道德模范。

　　2008年3月，荣获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2008年6月，担任奥运火炬接力山西太原站火炬手。

　　2009年9月，当选为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2009年12月，荣获全国“三农”模范人物。

　　2011年5月，被山西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山西省十佳新农村建设标兵”。

　　2012年3月，被评为全国“国土绿化突出贡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