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官服像

范仲淹《边事帖》

北宋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57岁。

这一年，他的肺病有所加重，就以身体欠佳为由，上书宋仁宗，求解边任邓州。为什么是去邓州，而不是别的地方呢？《陈乞邓州状》里是这样说的：

右，臣闻理之安危，固当殊体；官之废置，孰可冒居。窃念臣昨厕台司，日曕宸扆。亲承睿诏，俯念边防，思得迩臣，往分重寄，臣既获闻命，因敢请行，遽将宣慰之恩，来安屯戍之旅。臣以戎情未测，备预当严，愿领一藩，兼按四路，欲将臣与韩琦所上边策，躬亲施行。尚蒙朝廷付兹职任。臣自到豳土，已逾半年，复以前策奏陈，庶逃尸素。朝廷以彼戎款顺，方用柔怀，不欲修威，恐成生事。臣之所上，必可寝停。今又睹朝旨，据鄜延路奏，所定疆界，并已了当，仰保安军、镇戎军榷务通行博易者。事或宁静，理当改更。其陜西边事，自有逐路经略使处置。惟此四路安抚使，今后别无事务，欲乞朝廷指挥废罢。臣则宿患肺疾，每至秋冬发动，若当国有急难之时，臣不敢自求便安，且当勠力。今朝廷宣示，西事已定，况邠州元系武臣知州，伏望圣慈恕臣之无功，察臣之多病，许从善地，就访良医，于河中府、同州或京西襄、邓之间就移一知州，取便路赴任，示君亲之至仁，从臣子之所望，实繄圣造，得养天年，臣无任瞻天仰圣云云。

范仲淹分析研判了时局形势、表达了危难之际为国效劳的忠心之后，委婉地提出了“许从善地，就访良医”的请求。说白了，也就是方便治疗。显然，这只是一句托词，或者说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因为这样的理由实在有些牵强——邓州，无非是名医张仲景的故乡罢了。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朝廷内部保守派对革新派加紧围攻迫害，甚至疯狂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在范仲淹看来，如果继续留任西北且身挂军职，只能是祸多福少。这从他给老朋友韩琦的《与韩魏公书》中可见一斑：

盖年向衰晚，风波屡涉，不自知止，祸亦未涯，此诚惧于中矣。

当然，这种担忧从范仲淹后来在邓州任上写给光化军知军李简夫的《依韵酬李光化见寄》的诗中也能得到应证：“欲少祸时当止足，得无权处始安闲。”放下所谓的权力之争，才是安闲之始，这也是庆历新政之后范仲淹最深刻的领悟。就在如此复杂的心境下，他上书《陈乞邓州状》，请知邓州。好在很快得到了仁宗的恩准，以保留资政殿学士的馆阁身份转给事中，知邓州，并于当年十月十四日，带着体弱的长子纯祐从陕西汾州南下，赴任邓州。

北宋的邓州，又称南阳郡，下辖穰、南阳、内乡、顺阳、淅川五县，据史载，此地“六山障列，七水环流，舟车会通，地称陆海”，堪称中原重镇。范仲淹赴任邓州，也算得偿所愿，躲开了政治漩涡，所以心情大好，身体也有所好转，正如他在《邓州谢上表》里所说，（邓州）“风俗旧淳，政事绝简，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实系宽大之朝，将幸康宁之福”。于是，范仲淹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读书著述，去深刻思考作为地方长官如何治理好脚下的这片土地。

话说范仲淹到邓州的第二年，也就是庆历六年，六月十五日这一天，他收到了滕子京派使者送来的一封信。

滕子京是谁呢？

范成大的老朋友啊！

他们俩同年进士，同朝为官，还曾同任边帅，抵御西夏入侵。庆历四年（1044），两人又同时遭贬，只是范仲淹贬知邠州（今陕西彬县），滕子京贬知巴陵郡（今湖南岳州）。几十年的交往里，两人引为知己，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滕子京到任一年之后，开始重修岳阳楼——岳阳楼的前身，相传是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鲁肃的“阅军楼”，始建于公元前220年左右，西晋南北朝时期改名“巴陵城楼”。南朝宋元嘉三年（426），中书侍郎、大诗人颜延之路经巴陵，作《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诗，诗中有“清氛霁岳阳”之句，“岳阳”之名首次见于诗文，直到唐代诗人李白赋诗之后，巴陵城楼改称岳阳楼，巴陵城也改称岳阳城了。岳阳楼经滕子京组织人力重修之后，平素尚奢华的他不仅喜欢于良辰美景之时登高望远，还想请老朋友范仲淹为之作文一篇。于是，派人送来了一封信。

信里头写了些什么？

据乾隆版《巴陵县志》记载，这份长约600多字的信里，他的言辞极为恳切：

……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

意思很明白，自古人以地名、地以人显，若想让新修的岳阳楼扬名天下，就得有一位雄才巨擘为之作记。滕子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铺垫了很多，最后的意思无非就是只有范仲淹能堪此任。当然，滕子京也很细心，担心范仲淹缺乏直观感受，随信附上一幅《洞庭秋晚图》，以资参考。

范仲淹接到滕子京的约稿后，并未马上动笔。

他是不是在进行一场漫长的精心构思呢？谁也说不清楚。最大的一种可能是，范仲淹手握旧友来信，一时往事翻飞，回想起曾经跌宕起伏的政治风云，回想起无疾而终的庆历新政，回想起与滕子京颇多相同的人生际遇，睹物思情，不免感慨万千，心绪不宁，终是难以下笔。

反正，他没有马上动笔。

差不多过了三个月以后，一场久违的大雨落在久旱少雨的邓州大地，这让范仲淹因旱情弄得焦头烂额的心绪得以缓解。九月十五日这一天，秋风清扬，秋阳朗照，范仲淹百感兴发，神思泉涌，信步来到花洲书院的春风堂前，展纸走笔，不一会儿，一篇辞采华美、气韵生动的文章跃然纸上。

此文就是《岳阳楼记》！

一篇三百余字的锦绣文章，气势磅礴，旨意深刻，字字珠玑，文情并茂，尤其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闪耀着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之光，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浩瀚星空上熠熠生辉。但是，这也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岳阳楼在洞庭之滨，而范仲淹却是在千里之外的中原大地写下这篇千古名篇，这不禁让人发问：写作不是需要深入生活的第一现场吗？那么，范仲淹未到洞庭湖、未登岳阳楼，于千里之外的邓州却把洞庭湖渲染得生动鲜活，把岳阳楼描绘得锦绣斑斓，个中原因又是什么呢？首先，他有洞庭湖边的生活经历。宋代任友龙撰写的《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记》记载，范仲淹年少时曾在洞庭湖边的安乡一带生活、学习，这里的湖光山色早在青少年时期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这也就牵扯到范仲淹的家世。他早年丧父，母亲改嫁给朱文翰。因此，他和母亲是随朱文翰一起生活的。当时，他的名字叫朱说，而不是范仲淹——改名是后来的事，当然，这也是另外一段典故了。大约在北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名叫朱说的范仲淹跟随担任安口知县的继父到安口生活。安口是汉唐古镇，在洞庭湖区的西北部，与岳阳一样，都是临湖之城。范仲淹在安口寄读于兴国观村学，交由司马道士照顾，三年之后，才随“朱县卸任而去”。其次，他有过洞庭湖诗文的创作基础。宋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写过“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次年他还写过“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湖，无限胜长沙”的诗句，形象地刻画了舟过洞庭人上高楼的经历与思绪。翻读《范仲淹全集》，还能找到他于景祐元年（1034）和庆历四年（1044）分别写下的有关洞庭湖、岳阳楼的诗句，其中“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之句，跟《岳阳楼记》里的“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有一脉相承之感。由此可见，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之前，已经对写作对象十分熟悉，成竹在胸。再者，从创作原理上讲，一篇文章无论写什么，最终都离不开作者自己的思想与经历，且不说我手写我心，但至少与其才情、阅历、命运遭际等方面息息相关。而《岳阳楼记》，看似是写岳阳楼，实则也是写他自己的吏治理念与经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只是借岳阳楼表达出来而已。

文会堂。摄影：张蒹维

花洲书院山门。摄影：张蒹维

那么，范仲淹在邓州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

范仲淹到任后，看到邓州“风俗旧淳，政事绝简”之后，心有大安，于是把寄养在京城妻兄李纭家的二儿子纯仁、三儿子纯礼及女儿也接过来一起生活。早在景祐三年，范仲淹47岁，其妻李夫人就去世了。来到邓州，他又娶妻，庆历六年（1046），新婚妻子曹氏又为他生下第四个儿子纯粹。家中添丁，是一家人团圆之后的又一喜事。如此说来，邓州也是范仲淹的团圆之地，他不像以前那样四处奔波、无暇照顾孩子，又续了新弦，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聚在一起，在新婚妻子的精心照顾和儿女陪伴的亲情中，在众多文雅幕僚的陪伴下，范仲淹在邓州度过了一段温情、安耽的时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沉醉于家庭的温馨当中。

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勤于政事，重教化，轻刑罚，废苛税，倡农桑，甚至亲自带领百姓凿井耕田、引水植禾。正如他后来在《邓州谢上表》里所说：“敢不孜孜于善，战战厥心，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范仲淹知邓三载，《嘉靖邓州志》如此总结：“孜孜民事，政平讼理。”邓州百姓安居乐业，百业俱兴，算得上一段难得的政通人和的好时光。

相较之下，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修筑花洲书院。

发源于南阳内乡县翼望山的湍河，自北向南流经邓州，至城东南形成一个洄水湾，连带一处浅浅的沙洲。范仲淹的同年进士、挚友谢绛任邓州知州时，在沙洲上修建一处园林，取名百花洲，曾为一时胜景。范仲淹知邓时，亭阁倾颓，杂树丛生，胜景不再。惋惜之余，范仲淹动意重修。他率先垂范，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社会贤达及当地百姓也是踊跃参与，很快，百花洲上桃李迎风，亭阁辉映，百花洲再次成为邓州胜景，就连欧阳修路过邓州时也写诗盛赞：

野岸溪几曲，松蹊穿翠阴。

不知芳渚远，但爱绿荷深。

依百花洲畔，范仲淹建花洲书院——书院之名，想必是因百花洲而命名的。花洲书院的创建，显然是范仲淹为了实现自己培育人才、州县办学的伟大愿景。书院讲堂取名“春风堂”，取“孔子如春风，至则万物生”的典故。公务之暇，范仲淹在春风堂上执经讲学，春风阁里以文会友，百花洲上与民同乐，一派温润儒雅。就连范仲淹自己也陶醉于这样的书院生活，并写诗记录：“七里河边带月归，百花洲上啸生风。”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再显赫有名的书院终将要经历修而荒、荒而废、废而重修的经历。花洲书院概莫如此。五十年后的绍圣二年（1095），就出生于邓州的范仲淹的四子范纯粹任邓州知州，作为地方大员，他对老父亲亲手创办的书院进行了第一次整修。从南宋到明朝，花洲书院屡圮屡修，其中明代有过三次重修，并易名春风书院。到了清代，修复次数达15次之多，算是书院达到了鼎盛时期。现在的书院，是2004年在原址上重建而成的一处标志性景观。整座建筑是南山北水、东西相照的布局，五进四院，春风堂讲堂居中，东为百花洲园林，西为范文正公祠，沿中轴线望去，亭台假山，错落有致，九曲回廊，曲径通幽。

花洲书院自开办以来，一直都是邓州的教育中心，并不断易名。明代是“花洲相迹”，清代是“花洲霖雨”，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易名为“邓州高等小学”，这也标志着儒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学开始发扬光大，今天的邓州一中也是由此发展而来。在花洲书院的历史上，有很多名人均求学于此，如官至御史中丞的状元贾黯、官至门下侍郎的韩维。就算在近当代，语言文学家丁声树、文学家姚雪垠、著名作家二月河，都是从花洲书院走出来的贤士名人。

盛名之下，必有寻访。

宋元丰元年（1078），黄庭坚专程来花洲书院，瞻仰范公遗迹，并挥毫题诗，写下七绝一首：“范公种竹水边亭，漂泊来游一客星。神理不应从此尽，百年草树至今青。”

春风堂。摄影：张蒹维

关于花洲书院，我愿意宕开一笔，说说另一个人。

有这样一段话，经常在文章里被引用，想必不少人也很熟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之为“横渠四句”的这四句话，因其言简意宏而历代传颂不衰。而他的作者就是宋代理学大师张载。张载（1020—1077），字子厚，陕西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世称横渠先生，尊称张子，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38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天地确立起生生之心，为老百姓指明一条共同遵行的大道，继承孔孟等以往的圣人不传的学问，为天下后世开辟永久太平的基业。

而张载之所以能成为一代理学大师，和范仲淹关系特别大。1040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使兼知延州时，18岁的张载慕名拜见，请求跟随范仲淹从军，为国立功。范仲淹见他宜文非武，就加以规劝：

“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自此以来，张载开始研读《中庸》等书，走上学术之路。范仲淹知邓州时，张载亦从学于花洲书院，是范仲淹易学方面的得意门生。后来，逐渐成长为理学关陕学派的一代宗师。而他为天地立心的观点，最早就萌发于花洲书院，并得益于范仲淹在花洲书院的教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和气节，也一直贯穿于张载居官从政和著书讲学的理念当中。仔细回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为天地立心”之间，就有着一脉相承的律动与气息。

范仲淹像，见于清道光年间的《沧浪亭五百名贤像赞》。

《岳阳楼记》甫出，就美名传遍天下。

起初，是在范仲淹和滕子京的朋友圈里传为美谈。书风清瘦劲健、善写行草的苏舜钦专门书石，当时以篆书著称的邵餗篆额，加上滕子京巴陵郡的政绩和范仲淹的文章，一时号为“四绝”。宋代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文儒》里，也专门谈到：

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政成，重修岳阳楼。属范文正公为记，词极清丽，苏子美书石，邵餗篆额，亦皆一时精笔，世谓之“四绝”云。

在中国的书画界，一直有一个优秀的传统，就是书者喜欢抄录脍炙人口的诗文，既是雅玩，也是对先贤致敬。而《岳阳楼记》自其甫出，就一直是历代书法作品中的重要题材。但迄今为止，最有名的可能要算明代书法家董其昌的作品。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董其昌55岁，他在补福建副使前四个月赋闲在家时，信笔写下了《岳阳楼记》。观览全卷，字大如拳，流畅劲健，通篇数百字一气，极见功力，堪称董氏行书中的精妙之作。仔细赏读，融晋、唐、宋、元各家风格于一体，笔力遒劲，悠闲自得，既见米芾风骨，又显旷世之志，隐现虑思，抒情寓怀。为什么董其昌的《岳阳楼记》写得这么好呢，这既与他正处于创作成熟期有关，也和当时的处境、心境有关。这一年，久居官场的董其昌像历代文人为官一样，俯首辅弼，忠心不二，但又小心翼翼，矛盾重重。因此，长卷《岳阳楼记》的字里行间，隐隐流露出董其昌于仕途、于人生的一种复杂心态。

此 卷 纸 本 ，纵 37.6cm，横1499.5cm，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卷末，董其昌撰有百余字的自识：

范希文岳阳记，宋人犹以为传奇。文如东坡醉白堂记，壹似韩白论耳，文章家之重体如此。若夫希文之先忧，则不愧其自许矣。宋之古文，实由范公推尹师鲁开之，又以公书法绝类《乐毅论》，虽文与书非所以重公，公在此道中，未尝可称当行名家也。己酉七月廿七日。董其昌。

自识后钤有“董玄宰”印。

鉴藏印有“王时敏印”“烟客真赏”。

庆历八年（1048）正月，范仲淹邓州任满，朝廷将其调到荆南府（今湖北江陵）任职，圣旨都到了邓州，但邓州百姓把传旨使者围得水泄不通，请求收回成命，更有数万百姓跪道挽留，绵延数里，“不忍公去”。范仲淹为民情所动，遂上书皇帝，诉说了种种理由恳请留任，比如大儿子体弱生病，比如舟车劳顿之苦，比如荆南的医疗条件不好，当然，最大的理由正如他在《谢依所乞依旧知邓州表》里所言，愿意继续在邓州“拳拳民政，战战官箴”。

这一请求，得到了批准。

于是，他继续执政邓州，直到次年（皇实元年，1049）正月，才离开邓州，移知杭州。细细算来，范仲淹在邓州虽有五个年头，但满打满算也就三年时间，但这也是他地方吏治生涯里居留最长的一段时光。在邓州，范仲淹留下了花洲书院，留下了一世清名，也留下了彪炳史册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吊诡的是，请他撰写此文的滕子京，就在范仲淹知邓州时病逝苏州，痛失好友的范仲淹，含泪写下祭文，足见他们情谊之深。